1940年3月29，维新政府发表声明，宣布即日起解散。

1940年3月30日，汪即卿在日本的牵引下，与华北伪“临时政府”、华中伪“维新政府”及伪“蒙古自治政府”合流，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由汪即卿担任国民政府代理主席，并发表所谓的“还都宣言”。

这段时间，特工总部所有人都被派了出去，他们要维持治安，保护政要，生怕重庆那边会生事。

日本也派出军队和宪兵队，协助南京和上海的治安。同时宪兵队给中央捕房和法捕房施压，一旦非常时期出现恐怖事件，宪兵队将进入租界维持治安。

还好，这段时间风平浪静，至少在30日这天，上海各方保持着克制。

但中共，则迅速作出了反应。论政治敏锐和宣传作战，中共比重庆方面高几个段位。

30日下午，中共江苏省委发表《为展开反汪运动告上海同胞书》。指出汪即卿政权是“日寇进入中国的新工具”，是“帮助日寇来掠夺中国人民、屠杀中国人民的强盗机关”，上海人民要高度警惕日寇利用汪伪政权和隐藏在抗日阵营中的投降派“破坏抗战、破坏团结、破坏进步”的阴谋活动。

同日，上海“学协”发表宣言，号召大、中学生起来开展反汪斗争。

复旦、暨大、沪江、交通、震旦、东吴、之江、上海法学院、同德医学院、政法学院等大学，以及复旦附中、松江中学等校学生，纷纷发表通电，反对汪政权，重申拥挤抗战。

大夏大学护校会发表致全校师生及社会各界人士的公开信，提出开除该校已去任汪伪浙江高官傅某的教藉。

许多学校举行怠课、罢课，并有三万余学生举行反汪宣誓活动，提出：“我们永远是祖国的儿女，我们决不投降。”

这些情况，情报一科各个情报组搜集上来后，汇总到胡孝民处，再由他向陆实声报告。同时，二科负责编审，将这类情报分送梅机关和南京。

胡孝民好奇地问：“三哥，之前不是说，咱们的‘国旗’不加三角形黄布片吗？”

汪即卿的“国民政府”，党旗和国旗用的是青天白日和青天白日满地红。可日本人要求，为了区分重庆的国旗，要加一个三角形黄布片，这也是为了照顾维新政府和临时政府感情。

陆实声叹息着说：“原本晴气庆胤答应，只在建国期间使用几天，可汪主席向西尾和板垣要求，去掉国旗上的三角形黄布片，被他们拒绝了。”

今天原本是个大喜的日子，可看着各方的信息，心里反而没有底。和平运动，真的能得人心吗？他们在特工总部，会有未来吗？这是一个令人生厌的工作，一旦当政者失势，他们的下场会很悲惨。